我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但是当时的系主任王静芝先生每一年在新生入学的时候，都会耳提面命、谆谆训教：坚持让所有的同学都要习惯改口，称本系为“国文系”，而不是“中文系”。因为后一个称呼，是像称谓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一般地将自己国家所使用的语文客体化了。
然而，在静芝老师眼中天经地义的道理，几十年后的青年学子就显然迟疑得多，他们甚至会认为：不过就是语文学习，有那么不能客观之必要吗？
对于文化传承欲振乏力的忧虑和感慨，静芝老师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他亲授的大一“国学导读”的课，他罕见地说过一次课外闲话。话题，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次特考，距离上课当时，不外几度春秋的光景。昔年外交人员特考的作文题目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这个题目出自《论语·子路》，翻译成白话，意思说的是：“即使能够熟读《诗经》三百首，而若是授予他政务，却没有能力处理；派他出使外国，也不能单独做主应对，虽然读过的诗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静芝老师还苦笑着说：“要是放在今天来考，外交部门大概一个人也招不到。”
“专对”，一个日常上的罕用词；专，是“专征伐”的“专”。发动对于某一诸侯国的战争行动，原本是周天子的特权。然而，当周天子积弱，或者是某一诸侯拥有了可以和周天子相抗礼的国力、声望之时，天子会不得已地将征伐的权柄出让给这诸侯，故称“专征伐”——而“专对”，则是奉命出使他国的大夫，也必须在不得凡事请命的异国谈判环境限制之下，拥有独立判断、做出主张的能力。
特考命题如此，大约是希望一个有志于斡旋涉外事务知情人应该有能力发表其“专对”的主张。跟外人谈判，毕竟不是语言沟通顺利与否就能完事的。谈判者对于自身立场所应坚守的权益必须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以及极为坚定的信念。静芝老师于是说了一个清代末年的外交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