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前后，不由地逛了逛书店，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课本、消闲、快餐式的消费型读物大都摆在显眼位置，占据了主要书架，而严肃的图书多放在偏僻处，数量也极少。一个老问题又回到了心头：一个社会该出版什么样的书、读什么样的书？
书籍有多种功能和分类，但是简而言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型的图书，它们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短期的需要，服务于某一暂时的目的。如菜谱、旅游指南、礼仪、社交技巧等实用型读物；一类是积累型的图书，如政治理论、文学艺术、学术专著及各种专业图书。主要功能不是为了人们眼前的需要，而是为读者提供思想，为社会积累文化。这两种书籍都是我们生活中必须有的，但应有个适当的比例。
两种出版物的一冷一热，让人担忧。积累型图书的出版对于文明的传承、人格的养成、人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应引起足够重视。这种积累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后积累，即对实践的成果进行总结，筑成新的台阶，让后人从这里起步。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在总结前人草药方面的实践后积累成书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总结前朝的兴替之后成书的。还有一种是超前的积累，主要是指思想理论、学术上的成果，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以科学史为例，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相对论，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超前了四十年。李四光1952年完成了《中国地质学》一书，提出了构造体系地质力学新概念，十多年后，在其指导下发现了大庆、胜利等油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是这样。这些理论的提出，必须以书籍作为载体，积累下来，承载下去，才能指导当时和后来的实践。这是一种思想、理论的积累。人们已经注意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转化”，就是把思想成果转化为实践，传给后人。书籍就是这个转化的载体。我们常说，如果没有先哲的思想，我们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但如果没有图书来承载，先哲的思想光辉很难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