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涅·吉尔
在雄伟的纽约医院。午夜早已过去，我站在九楼病房的窗前，身上裹着暖和的羊毛大衣，默默地凝视着窗外的第59街大桥。它如同圣诞树般闪烁着美丽光芒。对我而言，纽约城永远都是那么特别，有百老汇大剧院、音乐以及形形色色、不同档次的餐馆。“这个城市本就应该是这样。”我想着，早晨的到来和其伴随的未知状况使我惊恐不安。然而早晨终究来临，那天是3月17日。上午九点，我被推进手术室。再次被推回疗养室时，已经过去11个小时零45分钟了。没过几个小时，我就被送回自己的病房。我发现自己居然可以站起来，并可以在家人和医疗器械的帮助下行走。遵医嘱，我要在医院的长廊里走上一个往返。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由于药物和疼痛的影响，我看着他，感觉一切模糊而毫无真实感。他站在一间病房门口。在我模糊的眼中，他不像是一个完整的人影，而是如鬼魂一般。然而，不知何故，我还是从这个身影的肢体语言中感受到了他对我的同情和鼓励。
接下来的三周，在走廊里行走成了我每日的例行功课。我的力气稍微恢复后，每次在一两个家人的帮助下穿过走廊时，他都会站在那里，微笑着向我点头。第四周时，我可以独立在走廊中走了。当我走过他的房间时，我看到那位忠实的朋友就站在门口。他肤色较暗，身材削瘦。我停下来与他攀谈起来。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妻儿，他的儿子正虚弱地躺在病**。次日，我照常做练习，他走出病房，陪我走到我房间。他解释说，他和妻子带着年轻的孩子从伊朗充满希望地来到这家医院。他们依然充满希望，但情况并未好转。他告诉我，在我手术后的那个难熬的夜晚，我努力行走的情形，深深地鼓舞了他，他也在默默地支持我。之后的三周里，我们常常聊天，相互关心鼓励。他说看到我的家人都在关心支持我，感到很开心。而每当我想到他们这个小家庭远离家乡的孤独时，总会悲伤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