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是荒野上饥饿的鹰，也不愿做肥硕的井蛙！”执是之故，我学会捆绑行李。
总是独自走上生命的每个阶段，从全然陌生的环境开始安顿自己。小学毕业，明明附近有所国中，我却跑到离家四十分钟车程的国中就读。好不容易与他们熟了，成为一分子；明明附近有几所高中可供选择，却大胆地跟导师讲：“我要去台北考高中！”第一次，我知道北一女、中山、景美等学校，我问老师志愿顺序，他不大确定，但终后帮我排妥。他没问万一考上了，怎么安顿？我没提，那是我自己的事。拿到准考证，回家才跟家里提，家人一向不管我功课。那时父亲刚逝两年，母亲出外工作兼了父职，阿嬷管田地、家园，我是老大，弟弟妹妹才小学。谁管得到我？也不需任何人叮咛，我跟老天爷杠上了，赌一口硬气对自己讲：“你要是没出息，这个家就完了！”
十五岁，捆了今生的第一个行李，连牙刷、毛巾都带走。屋前厝后，巡了一趟，要狠狠记住家的样子，躲在水井边哭一场，仿佛忽然长大了五岁。我不嫉妒别人的十五岁仍然滚入父母怀里，睁着少女的梦幻眼睛，而我却得为自己去征战，带刀带剑地不能懦弱。
所以，孤零零地在台北寄人篱下，每天花三个钟头来回新北投一所高中与复兴南路的亲戚家。台北火车站前，清晨卖饭团的妇人，我拿她当妈妈。坐在淡水线火车上，饭团啃完了啃书本，每本书烂得软趴趴；课堂上，闭眼睛都知道老师说错一个年代。
那时，校内的读书风气不盛，许多人放学后赶约会、跳舞、逛士林夜市；情况好的，赶补习班。我没有玩的权利，也没经费课外补习。还是那副硬脾气，就不相信出考题的能撂倒我，非上好大学不可。
这样逼自己，正常的十七八岁身心也会垮的。平常，没谈得来的朋友。她们追逐影星、交换情书，我没兴致；我想谈点生命的困惑与未来梦想，她们打不起精神。我干脆跟稿纸谈，谈迷了，就写文章、投稿，成天在第二堂下课冲到训导处门口的信箱，看有没有我的信。若是杂志社寄来刊稿消息，我会乐得一看再看，看到眼眶泛红；大报副刊寄回退稿，则撕得碎碎的喂垃圾桶，我想：“总有一天……”为了那一天，吃多少苦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