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时开始，乔治的状态每况愈下。两年以后我去见过他，他当时不在家。梅格对着我一边说起他一边啜泣，说他放任生意渐渐败落，说他老是喝酒，说他一喝醉就毫无人性，说日后没了指望；他不仅在摧毁自己的身体，也在毁掉她的生活和孩子们的生活。我看着她坐在那里，身形胖大，面色红润，眼里涌出苦涩的泪水，不由得很是为她难过。她问我是不是觉得我也管不了他了。梅格说乔治在公羊酒馆，但凡他喝得凶了，就会上那去，有时会一次性地待上一周——跟奥斯瓦德在一起——等酒醒了再回冬青馆来。“可是，”梅格道：“他每天早上，还有几乎每顿饭以后都要犯病。”
梅格跟我说起这些时，他们俩最小的儿子蜷缩在一把大大的椅子里。这是个面色苍白、敏感的男孩子，大约七八岁，看着应该很受宠爱，嘴巴总是不满地噘着，黑色的眼睛显得很紧张。他坐着听自己的母亲讲述自己的故事，每每感觉无法承受时都会耸下肩换个姿势。他对母亲充满着丰沛的孩子气的同情，同时也对自己的父亲抱有强烈的孩子气的憎恨，因为他是他们一切烦恼的根源。我去公羊酒馆见到了乔治。他已经半醉了。
去高关庄的路上，我的心情格外沉重。我回来之前几个月，拉蒂刚刚生下她最小的孩子，大出所有人的意料。毕竟这个孩子比他姐姐可是小了整整七岁。拉蒂现在完全沉浸在再度成为母亲的喜悦中。
我去找她谈乔治时，她正在卧室里照看小婴儿。小宝宝躺在她膝头，非常安静、非常健康。拉蒂忧伤地听着我的述说，注意力每每被孩子的动静引开。我跟她说起乔治的孩子对他和对梅格的态度时，拉蒂的眼光不时在婴儿和我之间扫来扫去。突然，她叫道：“快看，你每次突然地转头他就会看你眼镜上反射的光——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