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要有靶子，主要体现在写作的准备、立论、阐述过程中，一旦完成写作，这个靶子大多已不存在，或者在文中也只是一个引子、一个符号，留下来的是那个服人的理。这时，文章已由个性上升到共性。这样才能指导实践。比如《出师表》是以当时蜀中的朝政为靶子，而上升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理。《岳阳楼记》得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文中虽未具体写出针对哪件事，但作者实际是以大量的忠、奸、庸臣为靶子。有靶之文和无靶之文，一个结结实实、真真切切，一个虚虚囔囔、干干巴巴，天地之别。我们现在写言论经常是“要怎么样”“应怎么样”“必须怎么样”，一看就是上言亦言，人云亦云，心中无靶，在放虚箭，读者凭什么该这样、要这样呢？这文章当然不能打动人。
语言文字是民族的生命
十五年前因拙作《晋祠》入选中学课本，讨论教学，我与《语文学习》有一段缘。缘结心里时时不忘，但因工作繁忙，行无定所，以后就再没有什么联系。近日杂志社的同志忽上门，说《语文学习》已满二百期，希望说几句话。真是岁月无痕暗自流，花开花落几多秋。十五年来最大的变化是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大潮对语言文字的冲击和推动。检点思绪，和当年比，我现在最想说的不是语文的艺术，而是语文的责任。前不久看到一个材料，在亚洲某国刚开完一个出版问题研讨会。这个国家曾长期受殖民统治，外来语几乎取代了本国的母语，西方的书刊在国内可以很方便地流行。这样国外一些积压滞销的、黄色的，甚至有害国家发展的坏书刊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倾销进来，直接作用于读者，起到瓦解腐蚀、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在那个会上有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家必须以本土语言为市场屏障，这样才能弘扬传统文化，抵御文化入侵，否则将面临民族文化的毁灭。我当时心中不由一惊，语言文字问题竟这样重要，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生命。我们平常说有语言障碍不方便，但是当我们需要进行文化自卫时，这障碍就有了积极的意义。一次我在亚运村门口碰到一个把门的“坏小子”，对一位进门的外国人用客气的表情讲了一句骂人的话。这是恶作剧，要是中国人非跳起来不可。但这个外国人也客气地点了一下头，便进去了。“坏小子”以为占了便宜，其实他白费了唾沫。这个外国人头脑里有一道语言屏障。他不使用你的语言系统，你的语言武器就起不了作用。当然这是一件坏事，希望不要再发生。但它再次证明，语言是可以筑起一道屏障，从而有效地进行自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