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去看望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谈话间我提到：“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对现在有什么用？”先生说：“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只看它是否精深。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
一语如重锤，敲醒了我懵懂的头脑。
是的，对学者来说，做学问单单是为了有用吗？显然不是。不但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时不这样问，就是哥白尼研究天体运动，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都不这样问。如果只依有用无用来衡量，许多人早就不做学问了。哥白尼直到临死前，他的《天体运行》才出版，这时他已双目失明，只用手摸了一下这本耗尽他一生精力的书便辞世了。开普勒发现了众星运动规律后说：“认识这一真理已实现了我最美好的期望，也可能当代就有人读懂它，也可能后世才有人能读懂，这我就管不着了。”类似的话许多学者、科学家都说过。
他们不管，谁来管呢？自然有下一道程序，由实践层面的人：技术人员、设计师、企业家、管理者、政治家等去管。社会这样就接续发展，科学技术、学术就这样不断进步。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后，又经过了四十年，这期间通过许多技术人员包括组织管理者的努力，第一颗原子弹才爆炸。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稍有区别，但也有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要人去静心研究。马克思本来身在工人运动第一线，当他深感工人运动缺少理论支持时，就退出一线去研究《资本论》等理论（当然，他还是同时关心着实践）。当时他已穷得揭不开锅，说：“从来没有像我这样一个最缺少货币的人来研究货币”。如果为了有用，他最应该去经商，先赚一把货币。他的经济、哲学、社科理论让后来实践层面的革命家、管理者演绎出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