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过度怀疑的一种方式，是试着安抚那些假想的或真正的敌人，不过这很少成功。当然，有些人可能被逢迎和讨好收买，特别是如果他们自己的迫害感使得他们需要被讨好，但是这种关系很容易破裂，进而转变成相互的敌意。顺便一提，政治领袖身上的这种态度的更迭变化也许会造成国际事务的困难。
当被害焦虑不那么强烈时，投射主要是将好的感觉归诸他人，它因此成为共情的基础，而来自外在世界的回应会非常不同。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人缘好，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对我们有一些信任，而这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友善的感觉。我不是指那些用不诚挚的方法让自己受欢迎的人，相反，我相信那些真诚的、对自己的信念怀着勇气的人，从长远来看，才是受到尊敬和爱戴的人。
早期态度的影响会持续一生。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与早期人物的关系持续不断地再现，婴儿时期或童年早期未解决的问题也会被再次激活，尽管是以一种修正后的形式。例如，对下属或上司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与弟弟妹妹或父母的关系。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友善的、给予帮助的长者，那么我们与所爱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关系会无意识地复苏。而一个高高在上且令人不快的长者，则会重新引发孩子对父母的叛逆态度。这些人不一定要在外貌上、心理上甚至年龄上和原来的人物相似，在他们的态度上有一些相同就足够了。当某人完全处在早期情境和关系的影响下时，他对人和事的判断就必定会受到干扰。正常状况下，客观的判断会限制和矫正这种早期情境的复苏。也就是说，我们都会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但是在正常生活中，我们并不被它们所支配。
爱和奉献的能力（首先是对母亲）以很多方式发展成对感觉为好的、有价值的不同事业的奉献。这意味着婴儿在过去因为感觉到爱和被爱而体验到的享受，在后来的生命中，不仅转移到了与他人的关系上（这非常重要），也转移到他的工作和所有他觉得值得奋斗的事情上。这也意味着一种人格的丰富和享受工作的能力，从而开启了各种满足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