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像汉朝，不但无畜马之禁，且有马复令者（有车骑马1匹者，复卒3人，见《食货志》），民间的畜牧，自然要兴盛了。但这只能藏富于民，大规模的畜牧，还是要在边地加以提倡的。《辽史·食货志》述太祖时畜牧之盛，“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鹘军万余匹不加少”。又说：“自太宗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群不下千匹。”此等盛况，各个北族盛时，怕都是这样的，不过不能都有翔实的记载罢了。
此其缘由：（一）由于天时地利的适宜。（二）亦由其地尚未开辟，可充牧场之地较多。分业应根据地理。蒙、新、青、藏之地，在前代或系域外，今则都在邦域之中，如何设法振兴，不可不极端努力了。
渔税，历代视之不甚重要，所以正史中关于渔业的记载亦较少。然古代庶人，实以鱼鳖为常食（见第十三章）。《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地潟卤，人民寡，太公实以通鱼盐为致富的一策。这或是后来人的托辞，然春秋战国时，齐国渔业的兴盛，则可想见了。《左氏》昭公三年，晏子说陈氏厚施于国，“鱼盐蜃蛤，弗加于海”谓不封禁或收其税。汉耿寿昌为大司农，增加海租三倍（见《汉书·食货志》）。
可见缘海河川，渔业皆自古即盛。此等盛况，盖历代皆然。不过“业渔者类为穷海、荒岛、河上、泽畔居民，任其自然为生。内地池畜鱼类，一池一沼，只供文人学士之倘佯，为诗酒闲谈之助。所以自秦汉至明，无兴革可言，亦无记述可见”罢了（采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说，商务印书馆本）。然合沿海及河湖计之，赖此为生的，何止千万？组织渔业公司，以新法捕鱼，并团结渔民，加以指导保护等，均起于清季。国民政府对此尤为注意。并曾豁免渔税、然成效尚未大著。领海之内，时时受人侵渔。二十六年，中日战事起后，沿海多遭封锁，渔场受侵夺，渔业遭破坏的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