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言，古人不分，《尚书》直言（见《七略》），而读应《尔雅》（见《汉书？艺文志》）。其所分者，非白话、文言之别，乃修饰与不修饰耳。《尚书》二十九篇，口说者皆诘屈聱牙，叙事则不然。《尧典》、《顾命》，文理明白，《盘庚》、《康诰》、《酒诰》、《洛诰》、《召诰》之类，则艰涩难读。
古者右史记言，左史记事。叙事之篇，史官从容润饰，时间宽裕，颇加斟酌；口说之辞，记于匆卒，一言既出，驷不及舌，记录者往往急不及择，无斟酌润饰之功。且作篆之迟，迟于真草，言速记迟，难免截去语助，此异于叙事者也。商周口语，不甚修饰，至春秋战国则不然。
春秋所录辞命之文，与战国时苏秦、张仪、鲁仲连之语，甚见顺适。所谓“出辞气斯远鄙倍”者，不去语助，自然文从字顺矣。苏、张言文合一，出口成章。当时游说之士，殆无不然。
至汉，《汉书》载中山靖王入朝，闻乐涕泣，口对之辞，宛然赋体。可见言语修饰，雅擅辞令，于汉犹然。是以汉时有讥人不识字者，未闻有讥人文理不通者。赤眉之樊崇，蜀将之王平，识字无多，而文理仍通。
自晋以后，言文渐分，《世说新语》所载“阿堵”、“宁馨”，即当时白话，然所载尚无大异于文言，唯特殊者有异耳。隋末士人，尚能出口成章，当时谓之书语。文帝受周之禅，与旧友荣建绪商共享富贵，荣不可，去之，后入朝，帝问：“悔否？”荣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文帝曰：“我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为不逊。”（见《隋书？荣毗传》）文帝不读书，故云“不解书语”。李密与宇文化及战时，其对化及之词，颇似一篇檄文，化及闻而默然，良久乃曰：“共尔作相杀事，何须作书语耶？”（见《隋书？李密传》）可见士人口语，即为文章，隋唐尚然，其后乃渐衰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