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学校，在仁宗时，胡安定辈即于是时显名。若宋之衰，则在神宗以后，仁宗时固未衰也。明用《五经》取士，末世虽时起党争（神宗以前，尚无党争），然东林与非东林之争，其鹄的在政治，不在学术。即不用儒术，政治上之事实具在，当时亦必引起争端。近观民国初载，国会议员之争，亦甚剧烈矣，斯岂因经学致然？然则明之亡，虽由于党争，而党争本无关于经术、儒术也。余详察全史，觉提倡经学致国势衰颓，实为子虚乌有之事，不知今之人何所见而云然。至于人之操行，本难一致，无论提倡何种学说，其流有善士，亦必兼有凶人。评议之士，不应以一人之操行不端，抹杀诸多善良之士。
汉重经术，在位之人，固有匡衡、张禹、孔光辈之阘茸无能，然亦有魏相、师丹之守正不阿。今人乃举明末洪承畴、钱谦益事，以归咎经学，无论洪与钱皆无当儒术，即以为儒，亦岂能以一二人之短，掩数十百人之长哉？洪承畴以知兵任用，稍有历史知识者皆知之，不知何所见而称之曰负理学重望也。
钱本文人，不事经学，即以钱论，其人自身失节则信矣，而明之亡也，岂钱氏为之哉？况钱之弟子瞿式耜、郑成功等，亡国之后，志节皎然，尚能支持半壁，与胡清相抗，何以但论钱氏而遗瞿、郑乎？昔西晋之末，人人皆遗弃《六经》，务为清谈，致西晋之亡者，王衍之属也，何以又讳而不举耶？总之，经学于开创之初，关系较少，而于光复之关系则深。此意前已明言，若无《春秋》夷夏之防，宋亡则朱明不能起，明亡则民国不能兴矣。
上所云云，多就消极方面言之。至于积极方面，儒者身居上位，而功业卓著者，亦难更仆。约举之，则西汉宣帝时，魏相以明《周易》显闻，卒能废黜霍氏，致中兴之盛。哀帝时，师丹虽无大效，然守正自持，四方瞻印。后汉袁安，始则平反楚狱，后则力抗窦氏，为世所称。其后杨震、杨秉、杨赐，三世立朝，皆称清正，震尝有“关西孔子”之目。安帝以后，外戚、宦官，更互用事，其能独立不倚，使正人犹有所恃者，非杨氏三世之力乎？三国时，魏、蜀任法，吴独任儒，顾雍德量，殊绝于人。陆逊反对先刑后礼，武功卓著而外，亦以相业见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