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儒家之有效者，不下三十人，乌得概以无用诋之？又安得以失节相诬耶？其他不以儒学名家，而有为之士亦多。借问若辈所读何书？亦曰经史而已。以故，但举明末降清之洪、钱二人，以诋儒术，若非有意加诬，则多见其识之陋耳。以上释第一条。
胡适素未从事经学，然亦略窥高邮王氏《经传释词》、《经义述闻》《读书杂志》数书。高邮解经，虽称辨察，要亦未能穷竟。胡适据王国维之言，以为《诗》有十之二三不能解，《书》有十之四五不能解。不能解如何可读？如读，非待全解不可。
于此余须问胡适者，如适之言，以为高邮王氏配读经耶？抑不配耶？在高邮诸书既出以后，经文可解者十之七，未出以前，可解者未能及十之五，然高邮当时，未尝曰我不配读经也，奋志为之，成绩遂过前贤远甚。使高邮亦曰我不配读经，则亦终不能解矣。何也？文史之学，本须读过方解，非不读即能遽解也。
初，念孙十余岁时，其父聘东原戴氏为师，授以经籍。当时东原教此未冠小生，当然卑无高论，是以东原在日，高邮尚无所知名。及后自加研究，方能发明如此。昔人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士苟有志，岂可以通儒之业，独让王氏哉？王国维金石之学、目录之学，粗知梗概，其于经学，本非所长，仅能略具常识而已。其人本无意治经，其言岂可奉为准则！正使国维已言不配，若非自甘暴弃，则亦趣向有殊耳。奉以为宗，何其陋也？
要之，说经如垦田然，三年然后成熟。未及三年，一年有一年之获，二年有二年之获。已垦二年，再加工力，自然有全部之获。如未及三年而废，则前之所垦，复归芜弃矣。今袭前人之功，经文可解者已十之七，再加群力之探讨，可解之处，何难由七而至八，由八而至九至十哉？高邮创立其法，而有七成可解。今人沿用其法，更加精审，益以工力，经文必有尽解之一日。设全国有一万人说经，集百人之力，共明一条，则可解者已不少矣。假以时日，如垦田之垦熟过半，再加努力，不难有全部之收成。如已垦二年，所收不过一石，即曰我不配垦田，岂非怠惰已甚乎？《记》曰：“善学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人之精神时日，自有限制，以高邮父子之老寿（念孙九十、引之七十余），其所著书，尚不能解释全经，则精神限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