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贵“比事”也。同中观异者，例如周末之战国与唐末之藩镇，其四分五裂，日寻干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历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战国蜕自封建，各有历史深厚之国家组织，其统治者确为当时之优秀阶级，各国各为充实的内部发展，其性质与近世欧洲列国近，故于历史上文化贡献甚大；藩镇则蜕自蕃将降贼，统治者全属下流阶级，酷肖现代千夫所指之军阀，故对于文化，只有破坏，更无贡献。例如中世之五胡与近世之元清，虽同为外族**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杂居内地，半同化于吾族；彼辈盖皆以一身或一家族——规模较大之家族，乘时倡乱，而裹胁中国多数莠民以张其势，其性质与陈涉吴广辈相去无几；其中尤有受中国教育极深之人如刘渊苻坚等，其佐命者或为中国杰出之才士如张方王猛等；故虽云扰鼎沸，而于中国社会根本精神，不生大变动；其恶影响所及，不过等于累朝季叶之扰乱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为中国以外的一部落，渐次扩大，南向与中国为敌国者多年，最后乃一举而灭之，其性质纯然为外来征服的，与五胡之内乱割据的绝异。且五胡时代，中原虽沦，而江南无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断。元清不然，全中国隶彼统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耻愤之深，而力谋所以固位之术，故其摧残吾国民性也至阴险而狠毒；而吾族又更无与彼对立之统治机关，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气所伤实多，而先民美质，日就凋落。又元清两代，其相同之点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异之点。蒙古人始终不肯同化于中国人，又不愿利用中国人以统治中国：故元代政治之好坏，中国人几乎不能负责任。因此其控驭之术，不甚巧妙，其统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虽见摈出塞，犹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灭。满洲人初时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渐澌灭，至亡时殆一无复存。彼辈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之政策，始终一贯，其操术较巧妙，故其享祚较长久；然政权一坠，种性随沦，今后世界上应更无复满洲人矣。异中观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仅割据中原，满洲则统一全国，此其所异也；然皆入据后逐渐同化，驯至尽丧其民族以融入我族，此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东胡，吾侪因可以得一假说，谓东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较他民族为多也。又如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诸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余年间轧轹不绝，其教理亦确多根本不同之处。然考其学发达之顺序，则儒家当汉初，专务抱残守缺，传经典之文句而已；后汉以降，经师成一家言者渐多；六朝隋唐则义疏解释讲授之风甚盛；入宋以后，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设一种内观的新哲学。佛家亦然，输入初期，专务翻译，所译率皆短篇经典；六朝隋唐，则大部经论，陆续译成，佛徒多各专一经以名家（如毗昙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地论宗，摄论宗等，皆专宗一经或一论），而注疏解释讲授之风亦极盛；其后则渐渐自创新宗（如天台，贤首，慈因诸宗），入宋以后，则不立文字之禅宗独盛，而他宗殆皆废。两家学术之发展，并不相谋；然而所历方向，乃恰如两平行线，千余年间相与骈进。吾侪必比而观之，然后所谓时代精神者乃得见。凡此皆异中观同之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