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末年到汉代，许多学者不做身心修养的工夫，专做些很琐屑的训诂考证，要想一般人看重他们这派学问，不能不借重孔子。于是又有一种神话出现，这已是第三种了。他们因为《论语》有“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话，就造出许多孔子博学的故事。后来有一种荒谬的观念，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全因误信孔子神话的缘故。譬如《国语》说，“吴伐越，堕会稽，获骨马，节专车”，本不足怪，也许那时发现了古代兽骨，但孔子决不会知道是甚么骨，因为他不是考古家。那上面却说孔子知道是防风氏的骨，当大禹大会诸侯于会稽时，防风氏后至，大禹把他杀了。另外还有一部书说，孔子和颜回登泰山远望阊门，比赛眼力；颜回看了半天，才认清那里有一个人；孔子却一看就知道那人还骑了马；二人下山，颜回精神委靡，头发顿白，不久便死了，孔子却没有什么。这一大段绝对非科学的话，也绝对非孔子的学风，自然是后来一般以博为贵的人所造的谣言，故意附在孔子身上。诸如此类，尚不止只有这三例，我们非辨清不可。
因此，我主张，作《孔子传》，在正文以外，应作《附录》或《考异》，《考异》还不很对，以《附录》为最合宜。我们把上面这类神话搜集起来，分部研究，辨别他从何产生，说明他不是孔子真相；剩下那真的部分放进传里，那就可贵了。
神话撇开了，还有孔子学说的真相要想求得全真，好好的叙述出来，也实在困难。工作的时候，应分二种步骤：
（一）拣取可入传文的资料；
（二）整齐那些资料，分出条理来。
关于第一项，头一步，就是《六经》（即《六艺》）和孔子有无关系，要不要入传。自汉以来，都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内中赞《易》及作《春秋》尤为要紧。因为这二种带的哲学尤重。《诗》和《书》我不相信孔子删过，纵有关系也不大。《仪礼》决不是周公制定的，许有一部分是通行的，经孔子的审定，另一部分是孔子著作。《乐》，没有书了，也许当时是谱，和孔子却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乐是孔子正定的可知。《史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从前的《诗》，一部分能歌，一部分不能，到孔子“皆弦而歌之”，就是造了乐谱，援诗入乐。《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么孔子不哭这天一定要歌了；“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别人唱的好，他老先生还要他再来一次，还要和唱，可见兴趣之浓了。从这类地方看来，大概孔子和《乐》确有关系。《易》，关系尤深，其中讲哲理的地方很多。卦辞、爻辞发生在孔子以前，不必讲；《说卦》、《杂卦》、《序卦》后人考定不是孔子作的；《彖象》，大家都说是孔子作的，无人否认；剩下的《系辞》、《文言》，或全是孔子或一部分是孔子作。假使《易》内这二种全是孔子所作，那么大的范围，应占《孔子传》料的第一部，《论语》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个人看来，这样很不妥当。《系辞》、《文言》说话太不直率，辗转敷陈，连篇累牍，不如《论语》的质朴，最早当在孔子、孟子之间，大概是孔门后学所述。我们要作《孔子传》，不能不下断语。《系辞》、《文言》，里面很多“子曰。”假如有“子曰”的是孔子说的，没有“子曰”的又是谁作的呢？假如有“子曰”的也不是孔子说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个人主张，那都是孔门后所述。剩下的《春秋》，司马迁、董仲舒都很注意，以为孔子有微言大义在裹面。孔子讲内圣外王之道，《易》讲内圣，《春秋》讲外王，他自己也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的义到底是甚么东西？后来解义的《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春秋繁露》到底那书可信？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问题。宋王安石却一味抹杀，说《春秋》是断烂朝报，和今日的《政府公报》一样，没甚么意义，这且不管，《左氏传》晚出，最少，解《春秋》这部分是后来添上去的。《公羊传》、《谷梁传》大同小异，经师说是全由孔子口授下来的，为什么又有大同小异呢？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是否真是孔子传出。还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谣，都是问题。纵使不是他们造谣，而他们自己也说是口口相传，到西汉中叶才写出文字的，那么有没有错误呢，有没有加添呢，我们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呢？关于这些问题（作《孔子传》选取《六经》的问题），各人观察不同，所取的问题，必各不同。一种人相信《系辞》、《文言》、《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和孔子没有关系，只有《论语》的大部分可信，其余一概抹杀，这是崔东壁的态度，未免太窄了些。还有一种人不管“牛溲马渤，败鼓之皮”，凡是相传是和孔子有关的书都相信，这自然太滥了，不应该。若是我作《孔子传》，认《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系辞》、《文言》是孔门后学作的；认《春秋》的《公羊传》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后儒所加；如何辨别，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认《诗书》是孔子教人的课本；认《礼》、《乐》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既已确定，就可分别择取入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