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点独立精神以外，史官地位的高贵也很有关系。一直到清代，国史馆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编修兼任。翰林院是极清贵的地方，人才也极精华之选。平常人称翰林为太史，一面尊敬，一面也就表示这种关系。一个国家，以如此地位，妙选人才以充其选，其尊贵为外国所无。科学为人才唯一出身之途，科学中最清贵的是太史，可以说以全国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
史官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资格，地位又极尊严，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这是中国史学所以发达的第二原因。但是到民国以后就糟了！自史佚以来未曾中断的机关，到现在却没有了！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以国史馆总裁位置王壬秋，其实并不曾开馆。后来就让北京大学吞并了一次，最近又附属于国务院，改名国史编纂处。独立精神到现在消灭，是不应当的。几千年的机关，总算保存了几千年的史迹，虽人才有好坏，而记载无间缺。民国以来怎么样？单是十六年的史迹，就没有法子详明的知道。其故，只因为没有专司其责的国史馆。
私人作野史，固可以补史官的不及。但如明末野史很发达，而万季野主张仍以实录为主。史官所记固或有曲笔，私人所记又何尝没有曲笔？报纸在今日是史料的渊丛了，但昨天的新闻和今日矛盾，在甲军阀势力下的报纸和在乙军阀势力下的参差，你究竟相信谁来？所以作史学史到叙述史官最末一段，可以讲讲国史馆的设立，和史官独立的精神与史官地位的尊严之必要。
史学史的第二部分要叙述史家：最初，史官就是史家，不能分开；到后来，仍旧多以史官兼史家。但作史学史，在史官以外，应从史家兼史官的或史家不是史官的看他史学的发展。这部分资料，历代都很少。以一种专门学问自成一家，比较的要在文化程度很高以后。所以《春秋》以前不会有史家，历史学者假如要开会馆找祖师，或者可用孔子，因《春秋》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虽根据鲁史记作《春秋》，但参杂了很多个人意见。《春秋》若即以史为目的，固然可叫作史。即使在史以外，另有目的，亦可以叫作史。本来，记载什么东西，总有目的。凡作史总有目的；没有无目的的历史。孔子无论为哲学上、政治上，有其他目的，我们亦不能不承认他是史家。即使他以记载体裁发表政见，《春秋》仍不失为史学著作的一种。其后最昭明较著的史家，当然是《国语》、《左传》的作者，无论他姓甚名谁，大概推定其年代不出孔子死后百年之内。这个史家是否晋史官，我们也不敢断定。据我看，作《左氏春秋》的人不见得是史官，因史官是国家所设，比较的保守性多，创作性少；但也不敢确定。若是一个史官，则实是一个最革命的史官了。鲁《春秋》和《竹书纪年》大概是同一体裁，都是史官所记，和《左氏春秋》不同。《左氏春秋》的范围很广，文章自出心裁，描写史迹，带有很浓厚的文学性质。真的史家开山祖，当然要推崇这个作者了。这作者的姓名事迹虽待考订，而这部书的价值应该抬高。因为自这部书出现以后，史学的门径才渐渐打开了。《史记》称《孔子春秋》以后，有《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都是承风后起的。现在只有《吕氏》、《左氏》二种，余皆不存。那些若和《吕氏》一样，不能说；若和《左氏》一样，应属史家之类。汉初有一位史家，名叫陆贾，著了一部《楚汉春秋》。可惜那书不传，不知内容怎样？以上诸家，都脱不了《春秋》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