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一书不可尽据，今本自《亲士》至《三辩》七篇宋人题作经者，虽《所染》与吕子合，《三辩》为《非乐》余义，《法仪》为《天志》余义，《七患》《辞过》为《节用》余义（皆孙仲容说），大体实甚驳难。《修身》一篇全是儒家语，《亲士》下半为老子作注解，盖汉人之书也。《经》上下《经说》上下，自为一种学问，不关上说下教之义。《大取》至《公输》七篇，可称墨家杂篇，其多精义一如《庄子·杂篇》之于《庄子》全书。若其教义大纲之所在，皆含于尚贤至非儒二十四篇中，据此可识墨义之宗宰矣。
读《墨子》书者，总觉其宗教彩色甚浓，此自是极确定之事实，然其辩证之口气有时转比儒家更近于功利主义。《墨子》辩证之方式有所谓三表者，其词曰：
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三表也。”（非命上）
“本之”即荀子所谓“持之有故”，“原之”即荀子所谓“言之成理”，前者举传训以为证，后者举事理以为说。至于“用之”，则纯是功利论之口气，谓如此如此乃是国家百姓万人之大利也。孔子以为自古皆有死，孟子以为舍生而取义，皆有宗教家行其所是之风度，墨子乃沾沾言利，言之不已，虽其所谓利非私利，而为万民之公利，然固不似孟子之譬头痛绝此一名词也。其尤甚者，墨子以为鬼纵无有，亦必须假定其有，然后万民得利焉。
虽使鬼神请（诚）无，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
此则俨然服而德氏之说，虽使上帝诚无，亦须假设一个上帝。此虽设辩之词，然严肃之宗教家不许如此也。甚矣中国人思想中功利主义之深固，虽墨家亦如此也。然此中亦有故，当时墨家务反孔子，而儒家自始标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犹晓也”。故墨子乃立小人之喻以为(第三表，且于三表中辞说最多焉，墨子固以儒家此等言辞为伪善者也。孟子又务反墨说，乃并此一名词亦排斥之。此节虽小，足征晚周诸子务求相胜，甲曰日自东出，乙必曰日自西出，而为东西者作一新界说，或为方位作一新解，以成其论。识此则晚周诸子说如何相反相生，有时可得其隐微，而墨子之非命论与儒如何关系，亦可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