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一部书之值得研究处，大致可分为四个意义。
(第一，《史记》是读古书治古学的门径，我们读汉武帝以前之遗文，没有一书不用把他来作参考。他自己既是一部金声玉振的集大成书，又是一部很有别择力的书，更是一部能够多见阙疑，并存异说的书，且是汉武帝时代的一部书，还没有被着后来治古文学者一套的“响壁虚造”之空气，虽然为刘子骏等改了又改，确已引行了很多“响壁虚造”去，究竟因矛盾可见其增改，又已早为刘申受等所识破。在恰好的时代，以壮大的才力，写了这一部集合他当年所及见一切书的书，在现在竟作了我们治古学之入门了。
(第二，《史记》研究可以为治古书之训练，将《史记》和经传子籍参校，可以做出许多有意义的工夫。且《史记》一书为后人补了又补，改了又改，因此出了许多考证学的问题，拿来试作若干，引人深思远想。
(第三，太史公既有大综合力，以整齐异说，又有独到的创见，文词星历，综于一人，八书货殖诸传之作，竟合近代史体，非希腊罗马史学家所能比拟，所以在史学上建树一个不朽的华表，在文词上留给后人一个伟壮的制作，为《史记》研究史记，也真值得。
(第四，史记作于汉武时，记事迄于天汉（考详后）。武帝时代正是中国文化史政治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时代，有他这一部书，为当年若干事作含讥带讽的证据，我们借得不少知识。
然而《史记》不是容易研究的书，所有困难，大概可以别为三类：
(第一，太史公书百三十篇，当他生时本未必已写定本，“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恽又遭戮，同产弃市。其后褚少孙等若干人补之，刘歆等若干人改之，杨终等删之，至于唐时，已经无数转改，现在竟成古籍中最紊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