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艰难的最初岁月里，我必须掌握这种技术，同时注意临床现象和进行神经症的治疗，那时，释梦便成为我的安慰剂和支柱。在那个时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我时常害怕丧失我的耐性和自信。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设被证明是真实的之前，使我把不可胜数的漫长时间消磨在他们身上我的假设是，神经症一定会通过分析而得到理解；但是，可以看作与病人的症状相类似的这些病人的梦，几乎总是证实这个假设。
这只是在使我能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所获得的成功。结果是，我形成了通过心理学家对释梦的态度来测量其理解力的习惯；而且，我满意地观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数反对者们都完全回避这个领域，或者，只要他们试图处理这类问题，便表现出明显的笨手笨脚。此外，我很快就发现了进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我借助于我自己的一系列梦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梦把我带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这种意见，对每一个好的梦者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来说，这种分析可能是足够的。
我认为，通过这样展开精神分析的发展史，我已说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这比通过系统地描述它更好。最初，我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发现的特殊性质。通过系统地探究我的神经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便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日益增长的声誉，以及在我看病期间人数的增加；这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终于使我对性因素的实际重要性坚定了信心。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宾任主席的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症学协会的会议致词（参见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愿遭受的那些物质损失能通过我的同行们的兴趣和承认而有所补偿。我把我的发现作为对科学的普遍贡献来看待，并且希望这些发现会以同样的精神得到承认。但是，我的交流活动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虚感，人们传达给我的提示，都逐渐使我认识到，在神经症病因学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张，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动一样的待遇。我明白了，从现在起，正如赫伯尔（Hebbel）所说，我是“扰乱了世界的沉睡”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对人们的反对和宽容抱有任何指望。但是，我对自己的观察和结论的普遍精确性的坚信越加强烈，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气确实不小，所以，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我下定决心，坚信发现某些特别重要的事实和联系是我的运气，我准备接受有时伴随这些发现而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