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得知，童年初期虚弱的和不成熟的自我在其努力避开那个生命时期特有的危险时，是怎样受到加之于它的压力和长久伤害的。儿童通过他们父母的关心而得到保护，以防止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着他们的危险。他们为这种安全感付出的代价是对失去爱的恐惧，失去爱会使他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危险，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一个男孩发现自己处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境况中，从原始根源得到加强的阉割危险对他的自恋构成威胁的时候，上述的因素就会对冲突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迫于当前实际的危险和有其种系发生基础而回忆到的危险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儿童开始尝试进行防御（压抑），这暂时是有效的。然而，当后来**重新活跃，从而对过去受到拒斥的本能欲望带来强化时，在心理上就变得不适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就必然会认为自我控制早期性兴奋的任务是完全失败的，也就是当时它的不成熟对此还难以胜任。我们从自我的发展落后于力比多的发展当中，会了解到导致神经症的基本前提。我们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儿童的自我不承担这个任务——就是说，如果儿童的**可以听其自由，就像在许多原始人中发生的那样，神经症就能够得到避免了。很可能神经症疾患的病因要比我们在这里描述得更为复杂，即便如此，我们也至少说明了致病情结的一个基本的部分。我们不应该忘记种系发生的影响，它以某种方式被表现在本我中，其形式我们还不能掌握。并且它必定会作用于自我，这种作用在早期比在后期更强而有力。在另一方面，我们逐渐认识到，那种压抑性本能的早期尝试，使得幼稚的自我产生支持外部世界而反对内部世界的强烈倾向。后一种态度是由禁止婴儿性欲所造成，它对个体后来为文化所做的准备不能不产生影响。被迫放弃直接满足的那些本能欲望不得不进入新的导向替代满足的渠道。在这些迂回的过程中，它们也许变得失去了性的特性，并且它们与其起初的本能目标的联结也会变得更松散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预期得出这种论点，即我们文明的许多具有很高价值的宝贵财富，都是牺牲了性欲和通过对性驱力的限制而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