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其他一些容易理解的情况，其中这种不恰当性和应该产生作用的东西相比较，便不可抗拒地使胡说成为滑稽。诙谐的副本——谜语［第67页注］——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比诙谐本身更好的实例。例如，这里有一个“滑稽问题”［第153页注］：“什么东西挂在墙上，人们能用它来擦干手？”如果回答是“一条毛巾”，那么就是一条愚蠢的谜语。但是这种回答被拒绝了。——“不，是一条鲱鱼。”——但是这会招来愤怒的抗议。“天啊，一条鲱鱼不会挂在墙上。你可以把它挂在那儿。”——但是究竟谁会在一条鲱鱼身上把手擦干呢？——“嗯。”回答是安慰性的：“你不必用它擦手。”借助于两种典型的移置作用而做的这种解释，表明了这个问题离真正的谜语究竟有多远；而且由于它的绝对不恰当性，我们不把它仅视为胡说的愚蠢，而看做是不可抗拒的滑稽。通过不遵守基本条件这种方式，诙谐、谜语和其他本身并不会产生诙谐快乐的事物，也变成了滑稽快乐的根源。
在理解言语的非有意的滑稽方面就更没有多少困难了，我们发现这种滑稽经常在我们所喜爱的弗里德里克·凯普娜（Friederike Kempner，1891）的诗歌中表现出来：
反对动物解剖
在人类与可怜的哑巴动物之间
伸展着一条看不见的灵魂之链。
可怜的哑巴动物亦有意志——因此也有灵魂——
尽管它们的灵魂小于我们。
或者在一对相爱的已婚夫妇间的对话：
对比
“我是多么幸运！”她轻柔地喊着。
“我也是，”她的丈夫高声地宣布：
“你的众多品质使我充满了骄傲，
我竟做出如此精美的选择。”
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会使我们想到诙谐。但毫无疑问，正是这些“诗歌”的不恰当性才使它们成为滑稽——其表达方式具有相当不同寻常的笨拙，它和最陈腐的或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语言特色，其思想的最纯朴的局限性，不存在任何诗歌形式的痕迹都有联系。但是，尽管具有所有这些因素，那我们为什么发现凯普娜诗歌的滑稽却并不明显呢？我们发现有些类似的产物除了出奇的差之外什么也不是，它们不仅不能使我们发笑，反而让我们烦恼。但是，正是这种距离，才使它们和我们所期待的、向我们提供滑稽的诗歌区分开来；如果我们感到这种差别更小，那么，我们就更倾向于批评它们而不是发笑。再者，凯普娜诗歌的滑稽效果肯定是由一种附属的情况引起的——即这位女作家准确无误的良好意向和特别的情感忠诚，它消除了我们的嘲笑或我们的烦恼，我们在她那无助的话语背后感到这种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