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目前的文明中，我们并没有感到舒适，但是，非常难以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早期时代的人们是否感觉更幸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感觉更幸福呢？他们的文化条件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呢？我们总是倾向于客观地看待人们的痛苦，就是说，把我们自己，连同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感觉能力，都放在他们的条件下，然后去考察我们在里面应该发现什么样的体验到幸福和不幸福的机会。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看起来是客观的，因为它无视各种主观的感觉，它当然又可能是最主观的，因为通过使用这种方法，人们就用自己的心理态度代替了他人的未知态度。不过幸福基本上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不论我们想到某种情境时害怕得有多么厉害——如古代划船的奴隶，30年战争时的农民，宗教法庭的牺牲者，等待被屠杀的犹太人——我们仍然无法使自己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去推测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由于最初的心理迟钝，逐渐的麻木过程，一切期望的停止和由一切更粗糙及更精细的麻醉方式造成的，用这些方式就能减少对快乐和不快乐感觉的敏感性。另外，当人们必须忍受最极端形式的痛苦时，特殊的心理保护装置就会发挥作用，在我看来，要进一步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现在，是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到这种文明实质上来的时候了，对于把文明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人们争论颇多。除非我们经过考察亲自了解了某些情况，否则我们绝不会到处寻找仅用几句话就表达其实质的公式。我们将满意地重复说，文明这个词描述了人类全部的成就和规则，这些成就和规则把我们的生活同我们动物祖先的生活区分开来，并且服务于两个目的——保护人类免受自然之害和调节他们的相互关系。为了了解更多的东西，我们必须把文化的个别特征聚集起来，就像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样做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允许自己受通用语言的指导，或者就像人们可能会说的那样，受语感的指导，我们确信，我们将因此而公正地考虑那些仍然抵抗用抽象术语表达的内在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