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个世纪相交之际，地球上三个古老的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涌现出三位文学巨星：中国的鲁迅（1881—1936）、印度的泰戈尔（1861—1941）和黎巴嫩的纪伯伦（1883—1931）。这三者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在东西方文化重心倾斜的巨变中，强烈激**而出的“巨擘”。这三位巨星，都身兼有东西方文明的双重背景，纪伯伦和泰戈尔都有旅居欧美的经历，留学日本的鲁迅某种意义上也感染了西方文明在东洋的折射。这三位的眼光和格局似乎超越了其时代限制，恰好代表了世界三大古老文明在乱世中的忧患。纪伯伦作为世纪交替之时阿拉伯文明中的伟人，脚踏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三大宗教版图。他对人与神、灵魂和肉体的发问有其独到深湛的思考。就如他对自己的名作《先知》的评价：“这是我思考了一千年的书。”
东方与西方、灵魂与肉体、孤独与觉醒是纪伯伦作品的基本主题，每一个命题都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这也是纪伯伦受到全世界读者喜爱的原因。纪伯伦的《先知》在美国以英文发表后，立刻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快席卷全球，刮起“纪伯伦风暴”。《先知》被称为“小圣经”，当时就被译为56种文字，传遍了全球。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他列为7位“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之一。（其余6位是瓦格纳、司汤达、马克思、欧勒、卡夫卡、马丁·路德）。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这样评价纪伯伦：“你是最早从东方吹来的风暴，横扫了西方，但它带给我们海岸的全是花香。”
自1930年左右，冰心等人将纪伯伦作品引介到中国以后，纪伯伦被中国读者所了解熟悉，成为和泰戈尔齐名的外国诗人。其中，《先知》、《沙与沫》两部散文诗最为知名，国内读者也一般将纪伯伦定义为诗人。其实纪伯伦除了是个热情的诗人外，更是一个深沉的思想家、**澎湃的演说家、天才的画家，更是一个天真的阿拉伯孩子，就如他反复提到的“人之子”的意象。难怪黎巴嫩人直呼“我们的先知纪伯伦”——你应当知道在阿拉伯这样三大一神教的起源地，只有像穆罕默德、耶稣、摩西这样的圣人才可被称为“先知”，而这一荣耀的称号也加之于纪伯伦，可见黎巴嫩人对纪伯伦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