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对叙利亚社会改革的意见，则与大多数忠于自己祖国志士仁人的部分主要见解相吻合，所不同的只是关于一个民族要实现真正不断进步须走什么样的路而已。过去，我只认为叙利亚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而今天，我则认为她是个病夫——患了两种慢性病的病夫，其一是因循守旧病，其二是传统习惯病。我曾久久思考用什么药来医治这两种病，认为最好的药莫过于刮一场思想飓风，摧毁其枯枝，卷走其腐叶，让国中只留下能够耕种土地的强手和热爱真理与公正的纯洁思想。以前，我只认为绵软的话语和充满爱意的思想会唤醒呆钝的灵魂，愈合伤口，除去令人讨厌的面疤；今天呢，我则认为我们无力唤醒灵魂，也不能愈合伤口，除非借助于烈火，将疾病烧掉，令其不为新病所取代，彻底根除病疾，使之不再转化成另一种疾病。如今，东方缺乏一种绝对的新生力量，它既怜悯消极怠慢者，也不同情暮气沉沉之辈，更不宽容那些只拿言辞教训他人，而自己却不从中受到教育的人们。东方人，尤其是叙利亚人，他们对宗教头领和思想领袖十分宽容，从不违抗明知人们穷，但却总是忙于聚敛钱财的大主教；他们从不唾弃大写特写美德，而自己却尽干缺德事的新闻记者；他们从不罢免对法律阳奉阴违的审判官。先生，东方人今天需要坚持改革原则的激进人士，因为温和害多利少——社会事务上的温和是一种消极情感，类似于使徒保罗谈及的温水。
先生，有句话我曾对我的欧美朋友说过许多遍，现在请允许我向您再说一遍：你们所从事的光荣工作，你们向青年灵魂中灌输的正确原则及使你们单独站立在拿萨勒人耶稣威严面前的伟大勇气，必将使你们对我们今天历史的记忆成为锁链上的一个金环，而且将你们的名字记录在上帝的隐形之手写的真理与义务一书上。烈士时代尚未过去，谁牺牲得慢，谁的功劳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