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面推论，自战国初期起，气候与农事的季节开始改变。但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与战国秦汉间的《礼记》仍说麦熟在四月，黍熟在五月，似乎与推论不合。笔者认为《吕氏》与《礼记》所传，都是照抄古代农书上的文字，并非当时实情。文中谈到一套一套的天子如何如何的繁复仪式，都是春秋以上赋有大巫身份的天子所做的事，到战国时代早已成了过去。战国秦汉间的人，一般的只讲理论与古典，对干眼前的事反不太注意。可惜关于战国秦汉六百年，找不到与农事季节有关的具体记载；最早的此类资料，到晋朝才又见到。《晋书·五行志下篇》有下面两段文字：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五月丁亥，巨鹿，魏郡，雨雹，伤禾麦……六月庚戌，汲郡，广平，陈留，荥阳雨雹。景辰[丙辰]又雨雹，及霜，伤秋麦千三百余顷。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五月，东平，平阳，上党，雁门，济南雨雹，伤禾麦。
以上一连两年，都讲五月雨雹伤麦，其中一年五六两月都提到麦受雹灾，证明至迟到3世纪晚期，麦熟已不在四月，而已延至五月，甚至可以晚至六月。但我们可以断定这并非3世纪晚期才有的现象，由各方面的材料综合看来，六百年前恐怕已开始生变，至迟到战国中晚期时（公元前300年左右），农事的季节恐怕已与今日无大分别，甚至可能在李悝的时候（公元前400年左右）变化已很彻底，已与今日大体相同。
（四）今日的情况与前景
上文所论，都是过去人谋不臧的情形，今后我们当然不会再像过去的一切听其自然。上论的凄惨景象全出人为，既出人为，人力也就很易补救。近来我们已在计划在中国的北边种植防沙林带，在内地也计划大规模植林，两种计划实现后，华北应当不难恢复三千年前的温湿环境。我们纵然不能希望再在此地猎象，其他的三千年前景物可能都再出现，华北的外观很可能要接近于今日的江南。撇开并行发展的科学技术不谈，只此一点，就必将大量增加华北各地的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