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记得第一晚见到他时的情景。那时的他无异于一个身材削瘦，眼中透着焦虑的孩子。他穿戴整齐，我知道他是在等他的女友，并且在她到后20分钟，他们将举行婚礼。
好了，旅客们来了，我得去忙了。直到９点18分我才又有时间往楼梯那边看，令我吃惊的是那年轻人还在那儿。
她既没乘９点18的车，也没乘9点40的车到。等10点02的那次车的旅客都出站后，哈里看起来很失望。不一会儿，他走近我的窗口，我招呼他，问他，她长什么样。
“她矮小的个子，黝黑的皮肤，”他说，“19岁。走起路来干脆利落。她的脸嘛，”他想了一会说，“蕴含着丰富的表情，我是说她会生气，但从不会持续太久。她眉心有颗小痣。她有件棕色毛皮大衣，但也有可能没穿。”
我似乎没见过这样的人。
他拿出电报给我看：“周四到。车站接我。爱爱爱爱。——梅。”电报是从内布à 斯加州的奥马哈市发来的。
“噢，”最后，我说，“你怎么不往家里打个电话？如果她比你先到这儿，她可能已经给你家打电话了。”
他忧郁地看着我，“我才来城里两天。我们约定见面后开车去南方，我工作的那个地方。她根本没有我的地址。”他摆弄着电报。
我第二天去值班时，看到他还在那儿。一见到我，他就立刻朝我走来。
“她在哪儿工作过呢？”我问。
他点头，说道：“她来是打字员。我给她来的老板发过电报。他们只知道她辞职结婚去了。”
接下来的三四天，哈里接了每趟火车。当然，铁路方面也进行了检查，警察也介入了此事。但事实上也没能帮上他的忙。看得出来，他们都认为梅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从不那么认为。
大约两周后的一天，与哈里聊天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如果你等了足够长的时间，”我说，“总有一天，你会看到她从那边楼梯处走来。”他转过身直勾勾地望着楼梯，就好像从未见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