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宗教（这是乡土型的秘密组织，基本群众是农民。其教首和中坚往往是游民）活跃于明中叶以后，帮会（江湖型的，其成分大多是游民）形成于明代中叶以后。明初，社会控制比较严酷，但自英宗正统以后，皇帝日益懒惰，君臣日益隔阂（起源于英宗即位时年龄太小，不能天天上朝，即使上朝，时间也尽量压缩，后遂成为习惯，而且每况愈下），社会控制力日益下降。
洪武时，贯彻朱元璋制定的法外之法——《大诰》——可以说是雷厉风行。当时能够全文背诵《大诰》的就有19万人之多。可是永乐时期《大诰》已经不再执行，稍后，《大诰》甚至不为官员所知。后来皇帝常常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见朝臣，万历时期则几十年不朝，官员告缺也不补，国家机器全靠惯性运转，在这种状态下，社会控制则仰仗民间社会。比如明初，农民不许离开原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编纂了户口黄册和鱼鳞图册，以控制百姓，可是通行不到百年，便成一堆废纸。由于土地兼并剧烈，从15世纪中叶起，就形成全国性的流民。弘治间，据保守的估计，全国约有流民1000万人左右，约占全民的九分之一。在这种状态下如何能禁止商人、僧道流动？如何能查处秘密教门和各种合法与非法的结社？明朝皇帝懒就是他们对历史的巨大贡献；这与清代皇帝勤快是对历史的巨大犯罪一样。因为当政治制度成为严重的社会发展的滞后因素时，最高统治者的不作为反而对社会发展显示出正面价值。
9.您还提到了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两个典型游民形象，阿Q和韦小宝，一个是失败者，一个却神行百变，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这种分析十分有趣。
这两个文学形象从其出身、思想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典型的游民。不过鲁迅更写实，金庸在塑造韦小宝时包含了许多想象的成分，这种想象往往是作者的内心向往的虚拟实现。游民虽处在社会底层，却是最为活跃的一个阶层，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或社会的大变革中，对于游民来说是个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许多游民的确也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但更多的游民则死于战乱（其他阶层死于战乱也不会少）。因此韦小宝式的人物肯定是有的，阿Q下场的人则更多。不过，因为《鹿鼎记》是武侠小说，韦小宝式人物的成功被漫画化了，似乎他的成功就在于他讲义气、有福气、没脾气、没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