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自清末以来出了数代知识分子，李泽厚1978年写的《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把知识分子分为六代，“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再加上解放的一代，（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和**红卫兵的一代”。李文发表之后至今又可以说产生了两代知识人。这八代知识人到底有多少人，由于标准不同，也难以数计。各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学养、思想意识有很大差别，社会责任感也有重有轻。我属于李泽厚所说的从40年代至60年代的一代。他说：这一代人“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但长期处于从内心到外在的压抑环境下，作为不大”。最初看到这个意见不免有些惊悸，仔细一想也确实如此。我们不仅欣逢不许读书的时代，而且那也是被训斥要做“驯服工具”，还要时时不忘“要斗私批修”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造成我们这一代无知和卑琐也就不奇怪了。因此，我在很早以前就对社会大转变的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有几分向慕和敬仰，成为我心仪的对象。其中我最为感佩的还是蔡元培、鲁迅、胡适。我之所以钦佩除了他们的博学多才以外，还有三条：
第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社会关怀，对于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强势群体的为非作歹，他们都以自己习惯的方式进行批评、批判，扶助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批评与批判不一定都是体制外的，体制内的批评更能搔到痒处。蔡元培、胡适有时是属于体制内的人物，但是他们从未放弃对当时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批评的权利。
第二，明确而坚定的独立自主意识。他们不仅能够顶住横逆势力的压迫，更重要的是在他人的奉承之下，也不就坡下驴。鲁迅讲过一个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故事。易卜生写了《玩偶之家》以后，受到社会上的普遍赞扬，一次力主妇女解放的组织宴请他，说他为妇女解放做了很好的工作。易卜生站起来致答辞时说：“我是在写戏，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作家身上，大多是要顺竿爬的，就是我恐怕也难以免俗。而鲁迅就是不肯顺竿爬，宁肯“煞风景的人”。胡适对他人的赞扬也常常持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