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以后，报刊上虽然偶尔也有旧体诗词了，但作者多是高官，或民主党派中的上层人士，即使偶有知识分子的作品（如苏步青、夏承焘、高亨等）出现，那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待遇。不是什么人都能发旧体诗的。我没有见过一般作者旧体诗出现在报刊上。编订出版旧体诗集更是一种极特殊的事情。最初只有毛主席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后来朱老总出版了《朱德诗集》。这件事到了文革当中几乎成了朱老总一条“罪状”，1966年底文化界造反派批判说：毛主席出了诗集，你也出版诗集简直是与毛主席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当时我看了这种荒谬批评就想连贺敬之、郭小川都能出版自己的诗集，为什么朱老总不行呢？后来我才明白了，新诗只是文学创作，旧体诗则是政治待遇。旧体诗集不是谁都能出的。
七十年代末聂诗出现了，先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数喜欢旧体诗的人们中流传，只读过几首，经三十年而不忘的就是“文章信口雌黄易，运动椎心坦白难”（现在的印本是“思想椎心坦白难”）。后来，《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而且胡乔木作序，这似乎是有点标志性的，旧体诗终于被主流社会承认是文学作品，聂老以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了。
什么是文学？五十年代文艺理论受苏联影响，特别强调文学的特质是“形象性”，特别是人物形象（这个理论与俄国文学以叙事性作品为多有关），没有形象便被赶出文学大门之外。这样古代许多优美的诗文比如贾谊的《过秦论》，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什么人物形象？“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灯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有什么形象？这些都面临着又被赶出文学之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文论家曲为之说。他们认为古代一些抒情诗、写情散文、议论文虽然其中没有写到形象，但通过抒情、写情、议论，塑造作者本人的形象。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学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拿苏俄理论的帽子，来套中国传统文学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