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汉宫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士流题咏率署“宣南”，以此也。
这段话清清楚楚说明了住在宣武外的多汉官，住在崇文门外的多是原来北京的土著富室。与他差不多同时的罗瘿公（程砚秋天才的发现者与支持者）在《宾退随笔》中说： 清世曹司不习吏事，案牍书吏主之，每检一案，必以属书吏。朝以习常为治，事必援例，必检成案，自开国以来二百余年，各部例案，高与屋齐，非窟其中者，末从得一纸。书吏皆世其业，一额出，争以重金谋得之，盘踞窟穴，牢不可拔。书吏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吏遂藉例以售其奸欺，故以吏起家者恒富。都中有“东富西贵”之谚，盖吏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恒多华宅；京曹则多居宣武门外也。
罗把“东富西贵”与清代的弊政联系起来。清代胥吏地位很低，做不了官，但他们世代相传，把持了衙门的具体工作，很能用权力捞钱，发了大财。这些人多住在崇文门东，这是“东富”；那些汉族司官（郎中、员外郎之类）乃至尚书、侍郎，发不了财（明清官员俸禄很低，有穷京官之说），但清贵地位是胥吏永远不能企及的。他们多住在宣武门外一带，这是“西贵”。
我认为清末民初，“东（今崇文区东部）”住的多是手工业者、商人，北京仅有一些大的手工作坊如地毯厂、玉器作坊、景泰蓝作坊等也多集中在这里。商人和手工厂主比较有钱，所以说“东富”。上面几种说法虽有差别，但有钱、地位不高的人多住崇文门东这一点上是无异议的。
富有的胥吏也好，富有的商人手工业者也好，都为时论所轻，他们的名字也很少传世，《天咫偶闻》言“崇文门外板井胡同，有祝姓，人称米祝。盖自明代巨商，至今家犹殷实，京师素封之最久者，无出其右”。这样的记载是不多的。而宣武门外住的文人士大夫，能说能写，掌握着话语权，他们的名字便大量传世。这里举几个例子，以见宣南一带人文之盛。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江左三大家”之一、《圆圆曲》的作者吴伟业（号梅村）曾住在魏染胡同，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号竹垞），住在宣武门西侧的海北寺街，比他稍晚的著名的戏剧家《桃花扇》的作者、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也曾住在这条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