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学的一个逃兵。四十八年前（1910），我进康乃尔（cornell）大学的纽约（New York）州立农学院，民国元年（1912）二月，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开始，我就改选康乃尔的文理学院了。
那个时候，正是遗传学（Genetics）刚刚开始的时期，门德尔（Mendel）的两大定律被科学界忽视了三十多年，到一九○○年才被德弗里（Deyries）等人重新发现，重新证明；摩尔根（T.H.Morgan）已在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做实验动物学教授了，他的重要工作还刚刚开始。
所以我现在回头去看看，我可以说：在农业科学里面一种最基本的是遗传学还刚刚开始的时期，我就做了农学的逃兵了！我还没有走进农学的大门，就逃走了！所以我最没有资格在诸位农学界的领袖前辈之前来谈“基本科学与农业”这样一个大题目。
这个题目是中华农学会的理事张宪秋先生给我出的，我请理事长汤惠荪（1900～1966）先生，理事马保之先生、张宪秋先生给我出几个题目，后来张先生送来了四个题目，其中有一个是“西方的科学研究与东方的农业”，我接受了这个题目，把它缩小一点，就叫做“基本科学研究与农业”。
我的意思不过是要在诸位前面重新提出中国农学界的几位老前辈早已屡次提到过的一个老问题，——就是唤起大家注意基本科学研究在农业上的重要。
我刚才说过，我最没有资格讲这个问题，所以我要引用农学界老前辈的话。
四十六年度贵会的联合大会有蒋梦麟先生的演说，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农业本是一种应用科学，利用科学研究所得来（的研究成果）来解决农业上的实际问题。台湾近年农业发展，得力于农业科学与技术者甚大。然而实用技术的应用有它一定的限度，而提高农业技术的水准，那就要在科学理论方面能有进一步的研究；因为本省农业不断的进步，近年从实际工作感觉，若干基本问题已非本省现有技术所能解决。所以希望诸位先生能够倡导基本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遗传、数学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