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传教事业和二十五年前大不同了。二十五年前的种种困难，现在全没有了，或大大地减轻了。但是现在的传教士却有他们的新困难。这些新起的困难是从前的传教士不曾梦想到的，也是今日一般传教士不很十分了解的。我以为今日传教的人若不明白了解这些新困难，便不懂得他自己处的地位，便不能认清他自己要应付的问题，便不能了解他自己干的什么事。
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今日的传教事业有三个新难关，不容易打过去。
第一是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动（A New Nationalistic Reaction）。这几十年来，中国受西洋人的欺侮总算很够了；好几次的反抗，都归失败。最后一次的反抗是庚子年的拳匪运动。自从那回之后，中国人知道这种盲目的，无知识的反动是无用的了。所以二十世纪头上的十多年可算是中国人对外不反抗的时期；外国人处处占优胜，处处占便宜；中国人怕“干涉”，怕“瓜分”，只好含羞忍辱，敢怒而不敢反抗。但是这十几年来，可不同了。辛亥的革命与民国的成立鼓起了中国人的勇气，唤醒了民族的自觉心。干涉与瓜分的噩梦渐渐远了。到了欧战发生，欧洲残破，真正“戳穿了西洋镜”，中国人对于西洋列强的真相渐渐有点明白了，怕惧的心理渐渐减低，自觉的心理渐渐发展。欧战期内，国际贸易的大变迁，国内产业的发达，列强在远东的压迫力的暂时弛缓，欧战后国际形势的大变动，俄国的革命，德国、奥国的衰败，这些事实都够使中国民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心理上起许多大反动。结果就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大反动。这种反动的表现很多，如近年收回租借地，废止不平等条约等等运动，都是实例。
这种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很自然的，很正当的。但其中也不免有走向极端的倾向。有人竟恭维义和团的运动为“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向导》八十一期），有人竟主张“排外二字大可做在民间宣传的口号”（《政治生活》十五期）。但他们定出的“排外的纲领”却不像他们的口号那样暴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