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感谢李（济之）先生把今天就职典礼的仪式简单化，更感谢政府允许我不须经过正式的就职典礼，只作几分钟的讲话，代表了我正式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
“中央研究院”有三十年的历史，这三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们的心血造成的。创办本院的第一任院长是我们的校长蔡孑民先生，辅助他的是杨杏佛先生。蔡先生逝世后，继任的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朱骝先先生。在杨杏佛先生之后，担任本院总干事的有丁文江先生、萨本栋先生、周鸿经先生等。他们把一生最重要的时期，——把全部的精力贡献给“中央研究院”，甚至牺牲性命。朱先生更苦心维持了“中央研究院”十八年。我对“中央研究院”有亲切的关系，不仅我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也因为“中央研究院”是我许多朋友的心血结晶。
去年十一月，朱先生以健康关系辞职，“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了三个院长候选人，呈请“总统”核定。“总统”没有征询我的同意，便任命我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我患肺炎，发高烧到［华氏］一百零三度半。十一月三日（纽约时间），我病刚好了一星期，得到这个消息，即向政府恳辞，极力推荐李济之先生担任。李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有多年的历史关系，比我年轻，年富力强，在学术上也有贡献。李先生一再谦让；政府也没有体恤我在病中，要我把病养好了回来。
朱先生又写了紧急信给我，说院长没有人接替，院士会议不能再耽搁了，——这是选举四十六年［度］的［新］院士十五人，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增加生力军。这个会议的召开，必须有人主持。我乃请政府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长，替本院负责作重要的决定，让我可以安心养病，等病好了一定回来。政府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去年十二月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长。李先生今年一月十一日就职。就职之前，李先生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说：“病好了一定回来。”李先生又问：“阳历四月是不是可以回来？”我说：“可以回来。”因此，也就决定了召开院士会议的日期。院士会议的筹备工作，早就办好了的，为了院长的接替而耽误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