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一六○○至一九○○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发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等些书。他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一六○九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意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里当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玛（Houdvery）、牛顿（Newtu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黎汶豪（Ieeueven Hoc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