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一度为我们的冒险感到担心，继而一想，只要吐温先生在场，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
早在1894年，我还不懂事时，就听过吐温先生的大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他教给我人情的温暖、生命的可贵。除了贝尔先生与莎莉文老师以外，我最敬爱的就是吐温先生了。
我第一次见到吐温先生，是在纽约的劳伦斯·荷登先生家里，当时我只有14岁。当我跟他握手时就有一种直觉：“啊！这就是能够给我帮助的人。”那天，他的风趣谈吐使我觉得十分开心。之后，我又分别在荷登先生与洛奇先生家中与吐温先生见过几次面。遇有重大的事情，我们就互相通信。
吐温先生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很能体会残障者的心情，他时常为我讲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有趣的冒险故事，让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借以鼓励我。
有一天晚上，吐温先生在荷登先生的书房里对着许多名流演说，听众包括日后的威尔逊总统。他演说的内容是有关菲律宾的现状，他说：“大约600名菲律宾妇孺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而范史东上校竟把他们悉数围杀了。几天后，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敌军，逮捕了菲律宾的爱国志士阿基纳多等许多人。”吐温先生义愤填膺地痛责这位嗜杀的残酷军官，并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真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毫无人性的人。”
无论是政治事件或战争，也不管是菲律宾人、巴拿马人或任何落后地区的土著民族，吐温先生反对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不甘于缄默，一定会大声地抨击，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齿那些自我吹嘘的人，也看不起没有道德勇气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但要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且要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伪善者的恶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恶势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