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中国在坐失二十年发展机遇、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终于醒悟，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史称“洋务新政”，或“同光中兴”。
又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构成已经发生巨大改变，近代化的工业基础逐渐成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三十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应该说，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期，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然而，就在中国按照自己的规则按步就班前行时，士大夫阶层和军方鹰派觉得中国已经了不起，觉得三十年前各国都有点对不住中国，执意复仇，发誓像列祖列宗那样开疆拓土，弘扬国威。于是，中国在洋务运动34年时改变了韬光养晦既定政策，为了朝鲜与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几个月，清军原形毕露，大清国“同光中兴”的神话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依然不敌同期发展的日本，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以为都是先前“中体西用”惹的祸。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没有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没有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强国”的企图和勇气。于是，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进入“维新时代”。此后，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其实都是亦步亦趋模仿日本。短短十几年，大清国成为历史，中国发展根本转向。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中国在1895年的转向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再以“线性进化论”去分析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放弃洋务新政实在可惜。中国在那个时候之所以不期然放弃洋务既定方针，不期然转身向东，又与那之前几十年清廷始终没有说清中国未来目标和方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