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是体制内健康力量在大局危机情形下想方设法为国家保全元气，这个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清廷那份神秘诏书的启示，还值得研究。不过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内部某些头脑还算清醒的人在总理衙门改组、端王爷主政，特别是克林德被杀之后，也确实开始作了一些善后准备，通过各种各样的外交渠道维持与各国公使的联系，尽量营造一些友好气氛，并通过各种管道向各国求和。
总理衙门的改组为6月9日，然而也就是几天后，慈禧皇太后于6月16日电召两广总督李鸿章迅速北上，争取早点开始与列强谈判。
李鸿章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善于外交的人，他与各国公使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他在接到通知后虽说并没有及时北上，但他确实迅速利用各种渠道与各国进行接触。他通过驻外公使向各国政府说明情况，请求和解，为后来的正式谈判准备了条件。
由于北方战局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清廷在克林德事件之后既没有集中力量镇压义和团，也没有拿出勇气与列强开战，北方战局在不破不和中僵持着，各国司令官在军事力量没有达到预想状态时也不愿冒险向北京进军，北京局势的僵持使李鸿章无法顺利北上，直至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一个月后，李鸿章方才有机会于9月15日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中外之间的正式谈判方才有可能开始。
在李鸿章抵达北京前，联军当局其实已经与中国方面进行过接触。清廷在离开北京时任命有留京办事大臣，这些大臣通过私人关系很快与总税务司赫德取得联系，然后再通过赫德与联军当局建立沟通管道。在赫德帮助下，跟随两宫播迁的庆亲王很快被追了回来。庆亲王在这场巨变中的特殊功能在此后的议和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他既代表了清廷内部对国际社会的认识，也利用这次议和比较重地羞辱了朝廷内部莫名的对外强硬派，其实也都是大阿哥事件中的受益者，内政与外交的纠葛在庆亲王那里有比较充分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