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年帝制时代，所谓国家其实就是皇帝和他家族的私产。皇帝、皇族的先人打天下坐天下，他们这些皇子皇孙自然就是守天下保天下，所以皇族一直是政治的中心，是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体制的忠诚，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保家卫国，都是不必怀疑的。但是，出于权力均衡和稳定，历朝历代对皇族的权力都有所约束，都不会容忍这些皇亲国戚对国政进行肆无忌惮的干预或介入。朝廷一般用厚养的办法交换这些皇族手中的筹码，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其实也是这样做的。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让来自各个山头的满洲贵族参与政治，但实际上也是对皇族特权的一种遏制，是以一种集体的力量约束着皇族中的强势者。直至议政王大臣会议解体，清廷的政治权力始终集中在皇帝手里，辅佐皇帝的是一个具有比较广泛来源的军功贵族阶层，而不是皇帝近亲。
皇族介入实际政治干预政治，实际上是从同治年间开始的。更准确地说，就是1860年恭亲王和慈禧太后等联手发动宫廷政变后。两宫垂帘听政，恭亲王以议政王名义兼领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席大臣。这个做法虽然符合论功行赏的原则，也合乎当时的政治实际，但这个行动和持续性坚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祖制，属于皇族干政。140
恭亲王的例子并没有很快结束，相反由于慈禧太后变成了慈禧皇太后继续操弄权力，政治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说有所偏移，这就为皇族持续干政提供了借口，不仅恭亲王继续担负着实际的政治责任，其他王爷也在这个过程中纷纷走上前台，或多或少地介入了现实政治。
皇族从事实际政治当然不能说是绝对坏事。有时候，特别是当政治危机发生时，皇族这些人毕竟是政治上最忠诚的铁杆。我们看到甲午战败，大清国面临一次深刻的政治危机，当政治改革不得不发生时，恰恰是皇族这些铁杆维护着大清江山的满洲性质。不论是首席军机恭亲王，还是总理衙门大臣刚毅、直隶总督荣禄，他们在推动维新运动的同时，都坚守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底线，就是严防康有为等年轻一代汉人政治家以政治变革为名暗渡陈仓，保中国不保大清。141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皇族对体制的政治忠诚度远高于康有为那些力主维新的人。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