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像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1890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讲话。我很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一些声音来。对任何声音，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感觉到猫叫、狗吠，我都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键盘。
在丧失听力和视力之前，学说话是很快的，可自从得了那场病，耳朵听不见后，我就说不出话了。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把手放在她的脸上，这样也就可以感觉到她嘴唇的开合，觉得很好玩儿。虽然我早已忘了说话是怎么回事，但也学着大家的样子蠕动自己的嘴唇。家里人说我哭和笑的声音都很自然。
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在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只有一个字，在我发病后依然能记得，那就是“水”（Water），我经常发成“Wa……wa”的声音，慢慢地这个字的意思也快忘掉了，直到莎莉文老师开始教导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以后，也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四周的人都在用与我不同的方式交流。甚至在我知道耳聋的人也能学会说话之前，我已开始对自己的交流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人完全靠手语与别人交流，总是有一种被约束和受限制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令我难以忍受，我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像小鸟使劲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儿地鼓动嘴唇，想用嘴说话。家里人想方设法阻止我用嘴说话，怕我学不好会灰心丧气，但我毫不气馁。后来偶然听到娜布·卡达的故事，更增强了我学说话的信心。
1890年，曾教过萝拉的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随后来探访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女孩子，名叫娜布·卡达，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已心急如焚，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老师带我去找霍瑞斯曼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请求她帮助我，教导我。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教导我。于是，我从1890年3月26日起，开始跟她学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