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提与结论成了循环辩证。假设分析情境不是由分析手法塑造而成，且正向与负向的移情并未被合理地掌握住，那么我们既不可能得出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结果，也无法祈求儿童能够在面对分析治疗与分析师的过程中，自行获得解脱。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更加详尽地探讨，在此我仅做一小结，说明为何我认为安娜·弗洛伊德倾全力诱引正向移情，同时减少对分析师反制性的负向移情之做法，不仅在技术上有所谬误之外，事实上和我的方法比起来，也会对孩童父母更加不利，毕竟负向移情会自然地导向孩童日常生活中的联想客体。
在第四篇演讲文中，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不少再度暴露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论，而且特别明确。关于“恶性循环”一词我曾解释过，意指由某些前提推演出的结论，尔后又被用来当作印证的论证法。略举其中一项看似谬误的结论为例：安娜·弗洛伊德指出，在儿童分析中，欲克服儿童论说能力不足的障碍，是极不可能的。不过她也语带保留：“至少直到我执业至今，若按照我所提过的那些技术来做的话。”然而紧接着，她却附上了一段具有定理性质的说明，她解释道，当我们分析成人时，对于早期童年时期的发现，“正是透过一些自由联想与诠释移情反应（transference-reactions）的方法所揭露出来，也就是那些在儿童分析中不管用的方式。”在书中好几处，安娜·弗洛伊德强调，为配合儿童的心智，对儿童的分析应该改变方法。然而她却在未经实务操作的测试下，对我研发的一些具有理论基础的技术提出质疑。不过，我已经透过实际的应用，证实这个技术的确可帮助我们从儿童身上，撷取到比成人分析更为丰富的联想元素，进而做到更深层的洞察。
从我自身经验所得出的结果，让我对安娜·弗洛伊德所提在成人分析中用以侦查病人早期童年的两项技术（亦即自由联想与移情反应之诠释）并不适用于儿童分析的说法，不得不加以强烈驳斥。我甚至相信，正是儿童分析此特殊领域，尤其是针对幼童的研究，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贡献，因为唯有当儿童分析更加深入，许多在成人分析中晦涩不明的细节才得以见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