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皇帝对中国政治舞台上每日上演的戏剧颇感兴趣。他可以随意拿到中国的所有报刊，还会认真拜读。过去，我常看到他埋在成堆的报纸下面，有北京来的、天津来的、上海来的，还有广东来的。每每这时，我便会轻言相劝，别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瞬息万变的垃圾上面。他总是回答说，希望通过这些相互对立的立场找到事情的真相。好在他获取公共事件消息的来源不仅限于报纸。旧政权中一些精明的官员和其他清朝的朋友，会时常给他发来有关中国当前政治的书面报告或口头报告。此外，他对提供给他的有关欧洲时事的信息也很感兴趣。
我们生活在一个动**的时代。1919年，我开始做他的老师。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在巴黎，“五巨头”正在绘制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并拟定了一份可悲的条约。他们天真地梦想着，凭此条约就能开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在中国，关心政治的民众把眼光聚焦在从前为德国的殖民地青岛。自“一战”以来，青岛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中国要求青岛以及德国在山东修建的所有铁路和其他权利，应无条件归还中国。这一点应在《巴黎和约》中做出规定。
日方提出，德国权利的归属问题，应由日本和中国直接谈判解决。此外，青岛得交给日本。对此，中国人民强烈不满。眼看着日方的提议可能就要在凡尔赛占上风了，中国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的序曲，这场学生运动后来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开始，国立北京大学一些师生号召了这场运动，影响很快就扩散到整个中国。比起北京政府的努力，这场运动才是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巴黎和约》的真正原因。人们应该铭记这一切，之后中德双方单独签署了《中德协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