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的所谓寓公生活
我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在天津的这段生活中，真可以说是充满了腐朽、堕落、阴谋诡计和反动透顶的罪恶气息。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着存在外国银行里的民脂民膏，靠着和当时的地方军阀对“清室庄园”土地的“坐地分肥”，靠着房阀吃房租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靠着把我从宫中盗窃出来的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卖给外国人，另外一部分则是自从我到了日本公使馆之后，散居在国内各处的封建余孽——遗老等都曾纷纷给我寄来了不少的钱而补助我那不劳而食的坐吃寄生生活。
此外，在天津这一段的“寓公”生活中，也可以肯定地说，始终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保护”和卵翼之下，数年如一日地一贯受着他们的衡量、考察、拉拢和培育。例如，我在天津的整个时期内，简直是没有一天不在受着由日本总领事馆派来的日本警察及其走狗——日本租界的“华捕”的周密“保护”。他们都住在我的院内，不论我每次见什么人，出门到哪里去，所有的一切行动，无一不被记录在他们的日记本子上，无一不是他们向日本总领事馆做汇报的材料。所以，每当我外出的时候，必定有一个便衣日本警察形影不离地跟着。因此，我平日的一举一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都知道得巨细无遗。
那时我在张园里的排场，还是相当不小。供我使唤的仆人仍有几十名之多，还有一个专门给我办事的“遗老荟萃”之处，叫作“清室办事处”的存在，还有北京的宗族人等轮流交替地赴天津我这里来“值班”；不论是日本官吏还是军官等在见我时，差不多还都是称我为“皇帝陛下”，在我身旁的那些所谓“逊清遗老”以及他们的“克绍箕裘”的所谓“遗少”，并那些所谓的“王公大臣”之类，更都是逢年按节地麇集到这个张园来给我排班叩拜的了。不但如此，这一大批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封建余孽，还经常把我的移居天津，叫作“天子蒙尘”，把张园呼作“行在”哩！就连到了一九三一年的时候，还是关起门来，在我的那个小小范围内，公然使用着“宣统二十三年”的私年号呢。而我呢，也就是在这块“别有天地”的迷茫幻境中，仍然自命为清朝的“第十代皇帝”。不过是，连我在内的这群封建残余分子，并不甘心于这种解嘲式的有名无实生活，为了要变虚为实，便和那些时代落伍者的其他封建余孽，以及那些已经丧失了政治生命的失意政客、下台军阀，并包藏祸心唯恐中国好起来的帝国主义分子，勾勾搭搭地结下了不解的冤缘。我就是在这种内外反动影响的复杂错综关系中，把我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恢复祖业的迷梦以及仇视一切进步新事物的反动情绪，都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结果是，我在那“只见饵来不见钩”的盲从与盲动的实际行动中，最终愈陷愈深地当上了甘心出卖自己祖国人民的“天字第一号”大汉奸。若不是幸而遇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新中国，我不但早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殉葬刍狗”，还得把那张汉奸皮一直披到棺材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