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对于我上述的两种心理——谄媚日寇和仇视汪的双重心情加以细密分析的话，那就可以立时清楚看出：
前者是我身为汉奸的本色；后者则是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天下”一贯本质。
还有，当汪精卫来看我的时候，吉冈安直自然是不肯放松他那旁坐监视之责的了。因此，我和汪彼此交谈的内容，当然也就不会出于汉奸同行相互间的惯用术语——溜须捧盛的滥调之外。例如彼此都在无耻强调着“我们应该一致协力于日本的圣战，好来完满达成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历史使命”之类的汉奸习用套语。
当汪正式访问了我之后，我也曾到他住的寓所内回访过他一次。而后还为他开了一个宴会。就连在那次的宴会席上，在这两个汉奸头子相遇之下，也自然都免不了要一同做出一番同床异梦的干杯。当我们各自举起酒杯时，当然也是要异口同音地“庆祝”一下所谓“日满华合作万岁”的了。从这里不独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残余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同样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来，同时还可以充分看出天下的汉奸都是怎样地异途同归于卖国求荣的道路上来。特别是那种丧失民族起码应有的良心，失去民族起码应有的气节，拼命去谄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丑态，真是已经都到了异曲同工的化境地步了！
这种不谋而合的丑态，这种心照不宣的卖国奴心情，这种使人作呕的卑鄙龌龊面目，现在回想起来，岂但是无以自解，简直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八、第二次访日的内幕
关于这次赴日迎接伪“天照大神”的事情，先就我所知道的这一阴谋的远因来说。当那个曾在“诺门坎”事件中遭到惨重的失败致被调回日本闭门待罪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他临离伪满以前到我处来辞行时，尚还没有忘掉他在任中的未竟的阴谋毒计而含蓄颇深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