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讲的作传方法，偏重列传方面；但专传亦可应用。列传要如何作，我现在没有想得周到，不能够提出多少原则来。我是一面养病，一面讲演，只能就感想所及，随便谈谈，连自己亦不满意。将来有机会，可再把新想到的原则，随时添上去。
为一个人作传，先要看为什么给他作，他值得作传的价值在哪几点。想清楚后，再行动笔。若其人方面很少，可只就他的一方面极力描写：为政治家作传，全部精神偏在政治；为文学家作传，全部精神偏在文学；若是方面多，就要分别轻重，重的写得多，轻的写得少，轻重相等则平均叙述。两人同作一事，应该合传的，不必强分。应该分传的，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为适当。
（一）为文学家作传的方法 作文学家的传，第一，要转录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我们看《史记》、《汉书》各文人传中，往往记载很长的文章。例如，《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就把几篇赋全给他登上。
为什么要费去这么多的篇幅去登作品？何不单称他的赋作得好，并列举各赋的篇名？因为司马相如所以配称为大文学家，就是因那几篇赋有价值。那几篇赋，现在《文选》上有，各种选本上亦有，觉得很普遍；并不难得；但是要知道，如果当初正史上没有记载，也许失去了，我们何从知道他的价值呢？
第二，若是不登本人著作，则可转载旁人对于他的批评。但必择纯客观的论文，能够活现某人的全体而非评骘枝节的。譬如《旧唐书》的《杜甫传》，把元微之一篇比较李杜优劣的文章完全登在上面，这是很对的。那篇文章从《诗经》说起，历汉魏六朝说到唐，把几千余年来诗的变迁，以及杜甫在诗界的地位，都写得异常明白。《新唐书》把那篇文章删去（旁的还删了许多零碎事情），自谓事多于前，文省于旧，其实不然。经这一删，反为减色。假使没有《杜工部集》行世，单读《新唐书·杜甫传》，我们绝不会知他是这样伟大的人物。为文学家作传的正当法子，应当像太史公一样，把作品放在本传中。章学诚就是这样的主张。这种方法，虽然很难，但是事实上应该如此。为什么要给司马相如、杜甫作传，就是因为他们的文章好。不载文章，真没有作传的必要。最好能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登上几篇好赋，否则须像《旧唐书·杜甫传》登上旁人的批评。纵然《杜工部集》失掉了去，我们还可以想见他的作风同他的地位。《旧唐书》登上元微之那篇论文，就是史才超越的地方；《新唐书》把它删去，就是史识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