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我在这几十年的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上，如果有一点点贡献，我的贡献只在：
（1）我指出了“用白话作新文学”的一条路子。
（2）我供给了一种根据于历史事实的中国文学演变论，使人明了国语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了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什么地位。
（3）我发起了白话新诗的尝试。
这些文字都可以表出我的文学革命论也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