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感谢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及台北市、基隆市、台北县、桃园县、新竹县、宜兰县等文献委员会的各位先生给我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聚会。不过说到欢迎，我实在不敢当。刚才黄（纯青）先生要我对修志问题表示意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七个机构都是做征文考献工作的，他们在台湾省各地保留资料、搜集资料、整理资料，以编修《台湾省通志》及各县市的方志，这是一件大工作，要我表示意见实在不敢当。况且在座的有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师范学院的许多位文史先生，他们对于黄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在知识、学术见解，以及这几年来他们参加襄助各地搜集材料的工作，都比我知道得多，在这许多文史界权威学者面前，更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先生说我是台湾人，的确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幼年时我曾在台湾住过一年又十个月，这次我到台南、台东等地，曾种了一株榕树，两株樟树，据说这两种树都有很长的寿命，将来长大了，也许有一个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说替将来的台湾文献捏造一些掌故。
我还要特别感谢文献会的黄先生，将先君在台湾留下的一点纪录：一个是私人日记，一个是向他长官所作的报告，予以刊行。
关于黄先生所提的修志大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是不配提出有价值的意见的，不过大家知道我从前作过一部《章实斋（学诚）年谱》，因为编这一部书，对于方志问题略曾注意。章实斋是一个史学家，是很有历史的眼光的学者，他的书中，一部分有关文史，一部分有关方志，特别对于方志部分还有许多意见。因为我编章实斋的《年谱》，所以引起我对方志的兴趣。平时我自己也搜集一些材料，但个人所搜集的材料当然有限，而且不免多是与个人有关的。但是我在国外，看到搜集方志最全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它搜集了全中国的方志，这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从前朱（士嘉）先生曾编有一个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方志的书目，可以作为参考。在国内除了北大图书馆和上海的涵芬楼以外，很少有一个地方像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得那样完备。而美国除了国会图书馆以外，尚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收藏亦甚丰富。因此，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今天向七个专门考献的团体的先生以及文史专家面前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