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与《全唐诗》都是官书，都不注明每一卷的来历。这是最糊涂又最不负责任的编纂方法，这个方法就使这两大部史料总集大大的减轻了他们的史料价值，就使我们感觉每一首唐诗或每一件唐代诏令或一篇唐代文字必须先考定其来历才敢引用！
近年有些学术界的朋友（以上八字原作“日本的大学教授还”）有时还引用《全唐文》里的假文件来作“史料”用的！所以我要指出，这些文件都是从不可信赖的假文件里转抄出来的。
我指出的几个假文件，只是几个最明显的例子，也许将来还可以多举一些例子。
南港胡适
（一）所谓“中宗召曹溪、惠能入京御札”
（《全唐文》十七叶十一）
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
此诏不见于《唐大诏令集》，也不见于现存二个最古本的《六祖坛经》。只见于很晚出的德异（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序）宗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版）本《坛经》的“宣诏第九”。
我在《坛经考之一》里，曾指出《坛经》的元明刻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和尚的改本。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曹溪大师别传》，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请”了一本到日本，今收在《续藏经》的二编乙，第五册。）如“宣诏”一章里的“神龙元年（703）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也是出于《别传》的“神龙元年高宗大帝敕”。《别传》的作者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和尚，他竟不知道高宗死在弘道元年（638），到神龙元年他已死了二十二年了！此敕文字也经过了大改削。《别传》的敕文原本更幼稚的可笑，大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