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
自武宗会昌之法难，继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盖宋太祖志在振兴文教，其于佛教亦然。建隆元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者不毁；既毁之寺，所遗留之佛像，亦命保存；且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释氏稽古略》称：“开宝元年，敕成都府造金银字之《藏经》各一藏。”又曰：“帝自用兵平列国，前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藏。”《佛祖统记》称开宝五年，诏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内，诵《金字大藏经》，帝亲临，并赐紫方袍云。所建之寺颇多。太宗虽信道教，亦未若视佛教之重也。
开宝四年，太祖遣张从信往益州成都雕《大藏经》，版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此实我国《大藏经》版之嚆矢。又印度西域之僧赍梵经来中土者，陆续不绝；国人之游历外国者亦多；翻译之业，以太宗时为最盛。至当时外人之来华者；太祖时，则有曼殊室利（中天竺人，与沙门建盛同来。）、可智、法见、真理、苏葛陀、弥罗（西天竺人）等。太宗时，则有法天、钵纳摩、护罗、法遇（中天竺人）、吉祥（西天竺人）、天息灾（迦湿弥罗人）、施护（乌填曩人，西北印度之一国）。此诸人中，以天息灾、施护、法天为最著名。
太平兴国五年，法天三藏始受命来京师；当以此时为译经之始。是年，天息灾（明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法护等诸三藏亦来，乃于太平兴国寺两，建译经院以居之，后赐名传法院；寺分三堂，中央为译经之所，东为润文之所，西为证义之所；法进、常谨、清沼诸人，充笔受缀文之役。是时天息灾定译经仪式，兹据《佛祖统记》所记者，列之于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士天神名位，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凡供养之器曰阿伽，此言沐浴之器。设香华灯水肴果之供；礼拜绕旋，所请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