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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的那些“生无可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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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夜一篇《你们凭什么认定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文章,锁定“中年中产”,似一份年终总结,让挂在微信上的“中产们”深感生无可恋。

埋首完成繁复的年终评估报告、忧虑着年终奖、无法预设未来,这令些我们惶惶不安。

享受过“好机遇”的希望这盛世局面能一直撑下去,错过末班车的叹息没有赶上好机遇,焦虑老无所依。

危言替代了原本该有的新年寄语和希望。

生活,还能更好吗?

朋友常叹息,真想回到民国,那才是个好时代。

也许,我们印象中的民国,是来自从小背诵过的《再别康桥》,来自汇总提炼后的传奇情爱,更来自黑白相片里传递出的祥和气息吧。

陈寅恪、鲁迅、傅斯年、林语堂、徐志摩……

阮玲玉、吕碧城、林徽因、蒋碧薇、张爱玲……

人人脱口而出的代表人物,几乎是教科书里的答案。

回看八十多年前的1932年——

东北三省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那时候谈新年愿望,那才真是一筹莫展。

那些文人名流,彼时同样正值中年,才真正是生无可恋啊!

生无可恋之求温饱

饿不死,卖得出书稿,买得起必要的书籍,并且有时间看,如是而已。

——彭芳草 《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

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吧:快快夺取窝窝头,快快抓来破棉絮,快快扑杀虱子、跳蚤、刺客和强盗。

——孙伏园 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

我没有梦想。

——俞平伯 清华大学教授

生无可恋之求逃离

我个人梦想不要生病,吃得胖些,走得快些,希望写得出一些东西,或许写不出,这也不要紧。我很想身体好些,有力气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我懒得在上海滩上,看一些假高尔基、契诃夫、莫泊桑!我梦想能跟一个爱人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