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罗特把上面描述的在群体中出现的心理现象追溯到一种群居本能（“群聚性”[140]），这种群居本能就像其他动物种族中一样，也为人类先天所拥有。他说，这种群聚性从生物学上说类似于多细胞结构，并且仿佛是后者的延续（按照力比多理论，它是源自力比多的倾向的进一步表现，通过所有同类生物以愈益复杂的单位结合起来而得以体现[141]）。如果个人独处，他会感到不安全。幼儿显示出来的恐怖似乎已是这种群居本能的表现。与人群对立事实上就等于与它分离，因而人们忧虑地避免这种对立。但人群轻蔑任何新的或不寻常的东西。群居本能似乎是某种原始的东西——某种不能被分解的东西。[142]
特罗特提供了他认为是原始本能的清单，如自我保存本能、营养本能、性本能和群居本能。群居本能常常与其他本能相对立。罪恶感和责任感是群聚性动物的特有方面，特罗特也把精神分析揭示的、存在于自我中的压抑力追溯到群居本能，并相应地把医生在精神分析治疗中遇到的抵抗也追溯到这同样的根源。言语的重要性就在于人群中相互理解的自然倾向。个人彼此之间的认同主要依赖于这种倾向。
勒庞主要关心的是典型的短暂群体形式，麦独孤关心稳定的群体联系，而特罗特则选择最一般化的群体形式——“政治动物”[143]的人在这种群体中度过一生——作为他兴趣的中心，他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群体形式的心理学根据。但是特罗特没有必要去追踪群居本能，因为他把它的特征描述为原始的和不可进一步还原的。他提到波里斯·赛迪斯（Boris Sidis）试图把群居本能追溯到暗示感受性，就他而言幸好是多余的。这是种熟悉而又不令人满意的解释类型，而相反的命题——暗示感受性源出于群居本能——似乎在我看来则更进一步阐明了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