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请你们重新回到超我上。我们已经分派给它三种功能：自我监视、良心和（保持）理想。[51]从我们关于超我起源的讲演中，可知它是以一个重大的生物事实和一个重大的心理事实为前提的：即人类儿童对其父母的长期依靠和俄狄浦斯情结；这两个事实又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对我们而言，超我是每一个道德约束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简而言之，超我就是我们从心理学意义上所能把握的、被描述为人类生活更高层面的东西。由于超我本身可以追溯到父母和教育者等人的影响，故而，假如我们求助于这些起源，就可更加理解它的重要性。通常，父母和类似父母的权威者都按照他们自己的超我规范来教育儿童。无论他们的自我和超我达成什么谅解，在教育儿童时，他们都是严厉而苛刻的。他们已经忘记自己儿童时期的种种困难，而很高兴现在孩子能认同他们自己犹如认同他们的父母；在过去，他们的父母也是将这些严厉的约束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结果，儿童超我的形成实际上是以其父母的超我为模型的，而不是以其父母为模型。因此，超我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它成为传统的价值判断的载体，这些传统的价值判断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传。你们不难猜到，超我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如过失问题——有何等重要的帮助，甚至可能对教育赋予了实际的启示。所谓的唯物史观很可能就错在低估了这个因素。他们摒弃超我这个因素，而主张人们的“意识形成”只不过是同时代经济条件的产物和上层建筑。这是事实，但它很可能并非真理的全部。人类从未完全生活于现在。种族和民族的过去即传统，是存在于超我的意识形态中的；并且，这种传统仅是慢慢地屈从于现实的影响和种种新的变化；而且它只有通过超我的活动，才能在人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完全不依赖于经济条件［参阅第178页］。